我是双峰人，“双峰”建县，在1952年，此前，世上无“双峰”，“双峰”全境属湘乡。
 
说到湘乡，不能不提曾国藩、罗泽南。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，他们从湘乡人变成双峰人，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难免觉得别扭，对于多情敏感者来说，别扭之中也许还会有某种无法复原的东西被无端撕碎了的痛惜，这暂且不说。曾国藩首领的所谓“湘乡派”，是湖南仅见的几个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命名的流派之一，作为乡后辈，真是与有荣焉。曾国藩的结拜兄弟、相期无负平生的另一个理学名臣刘蓉，也是湘乡产，一度算是涟源人（涟源由安化、湘乡与邵阳的一部分组成，最初称为蓝田县，同样是1952年的新建置），他生长之地现在已经纳入娄底市区。

 
前天晚上，没有归化也无处归化的历史学家谭伯牛，把我带到了刚刚从帝国主义世界晃荡经年，如今幡然归来的音乐人文烽的私人会所——位于长沙太平街的“鼓舍”，要我听听文烽的鼓和老赵的歌，他说他听过后“中风”了，看我听了会不会“中风”。
 
夜半，老赵从酒吧唱完晚场，携一把吉他来到“鼓舍”，疲惫得令人心疼、安静得像个“处子”。谭伯牛立即放下与长沙地界上一班腐烂骚人的话唠，无比谄媚地招呼文烽和老赵坐好，然后像琴童一般机灵地从一楼扛上来一面鼓，放在文烽面前，请求他们开始。

10月20日，晨报在师大附中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活动，应邀参与，为一群可爱到恨不得化身其中的高中生讲了几句话，意思大致如下。
大家好！很高兴有机会参加《潇湘晨报》为同学们组织的活动，很高兴与《潇湘少年》的作者见面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最幸福和幸运的事情，多少年都没有机会和像诸位这样的高中同学一起聊天了，很兴奋。
就我个人的观察，这些年来，我们这里的大学与中学几乎是隔绝的，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基本上两不相干，各自在自己封闭的指标体系内运作，呼风唤雨，称王称霸，做出了不少让人感慨惊讶的业绩。作为大学老师，我了解中学教育，一般只能通过身边的孩子和他们家长的反映，通过给进入大学的学生上课时获得的只言片语。
恕我直言，我隐隐约约觉得，中学的老师，特别是中学的领导，是不太乐意自己的学生让大学老师来开导的，至少不能让像我这样的老师来开导，我有一些曾经的同学，现在是中学的骨干老师，见面时他们常常恭维我多么有思想，多么有学问，但基本上不会让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，去参加他们的活动，除了我不是主管部门的官员、委员，不是媒体上的闪亮人物，也基本上没有参与中考高考命题阅卷，因此没这个必要外，也许还有一些观念上的障碍。我说完下面的话，大家就会若有所悟的。

今年是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，常常有媒体朋友希望我对这位重要的乡贤给出直接了断的评价，下面抄撮的就是我的回复。
 
1.     对曾国藩的评价，百余年来是南辕北辙，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，同样的历史资料，为什么人们对他的评价如此不同？这是曾国藩个人的矛盾？还是社会观念的矛盾？
 

    迄今为止，所谓“新诗”，依然可以看作是类似于“虚构”的实践。在有记载的诗歌历史上，也许从来没有一次诗歌写作运动，像“新诗”一样，主要是在新的命名的召唤下，在对于新的诗歌的想象和虚拟中，奇迹般地呈现其最初的规模，完成其初始的建构的。
    按照已经“经典化”的汉语诗歌传统（由诗经楚辞、唐诗宋词构成的汉语诗歌典范，在我们心目中至今依然是有效的，唐诗宋词的语言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我们心目中至今认同的诗的语言。对于“新诗”来说，这实在是令人沮丧和绝望的[1]），也很难设想，一种差不多没有形制上的统一规定，没有固定的“抒情言志”方式，甚至没有统一的审美趣味的东西，可以集合在诗歌的同一个名称下，成为不止一代人写作的方向，成为新的自我造型和新时代的标签。
    然而，这就是“新诗”。
    因为“新诗”，我们不再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便利地安顿在已经秩序化和定式化的符号及其象征系统中，因为演绎得足够长久、稳定、生生不息，它们显得非常有效，非常合理，它们所构成的支配性，远不止关乎表达方式，更关乎一种独特的对于人与世界的基本认知与信念。同时，因为“新诗”，汉语诗歌似乎变得从未有过地前程远大、气象万千，又似乎毫无着落、不知所止，延伸出来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历险，都是需要挑战自身全部心智情感，努力扩张汉语可能性的“虚构”。

中学阶段，诸位想必都曾学过伟大领袖的一篇文章，老人家在文章中说，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，但是，有的人“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”。我不记得这篇文章的题目了，但这句话一直记得，现在让我来就庆仁兄的创作说话，正应了老人家“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”的批评。
二十年前，我和庆仁兄见过面，知道他写诗，写得“小走红”，后来因为彭燕郊老师，也偶尔在个别场合遇到过，但并不相知，对他的创作更不知底细，胡乱置喙，真是惭愧。刚才从长沙过来的路上，和老赵（旭如）不知怎么就谈到了眼下的微博热，我说我没有开通微博的打算，自己有博客，有《infzm》上的专栏，还有“天心阁下”，说话的地方已经足够多，而且，因为教书为业，养成“好为人师”的坏脾气，见人就想“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”，差不多要成为“话痨”了。我还在想，开通微博干什么呢？围观别人或者让别人围观吗？这不是我的职业所需要的，和我的性格也不太对路，那么，想关心天下大事？当然，有些事情是我们想不关心都不能够的，这个时代气象万千，这个地方日新月异，每天都有一些在我们这里并不新鲜，放在别处却可能显得匪夷所思的人事，刺激你的神经，其中有些避之唯恐不及，怎么可能再伸长脖子去瞻仰，扯着嗓子去摇旗呐喊？我自认为，把自己的内心绑得紧紧的所谓正义感，也许从来不缺，缺的是呐喊之后的沉潜与坚持，缺的是表达正义感之后持守正义的勇气和热情，而对于我们上一代，我们这一代，乃至下一代的国人来说，少得太多的其实是个人的判断与选择，而不是集体的附和与起哄。当然，有一条必须肯定，在到处莺歌燕舞的盛世中国，微博作为不太容易被标准化的新闻发布平台和公共言论平台，真是苍天有眼，善莫大焉，功莫大焉。

本书除了“代序”、“附论四章”，其余的部分，是依据我撰写的有关“20世纪新诗理论史”（吴思敬先生主持）的文字，补充修订而成，意在勾勒早期“新诗”的自我诠释，创始者最重要的理论思考（远非全部），他们所揭示的“新诗”的渊源与动力，“新诗”的可能与必然（宿命）。自然，也多少包含了我在今天的反观与后视中，能够提供的自以为聪明的怀疑与省思。
作为一个一直没有从二十年前热闹而慌乱的“文化反思”中自我解放出来的“新诗”的外行，我所能敏感到的“新诗”的自我诠释，很难不是我所乐于关注的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一部分，我乐于描述的有关“新诗”的理论建构，很大程度上，也正是我所认为的“新诗”至今不可回避的理论困境乃至精神困境所在。
从精神、情感、价值理想的裂变，体会审美的变迁，从人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的改变，来观照“新诗”及其理论构成，而不是“技进于道”，从具体操作（“文本”）出发，就事论事，或许会重蹈“整体主义”逻辑的覆辙，然而，我总不免相信，也许只有这样，才不至于“洞悉毫末而不见舆薪”，才不至于“谨毛而失貌”吧。何况，走过了差不多一百年的“新诗”，是如此期待真正具有现代艺术精神和独立的艺术家身份的创造者，在一个只有投身于一元化体制才可能“适者生存”的文化国度里，这岂止是一个“技术”问题而已。

小时候，身边的大人，有不止一个人名叫“涤生”“霞生”的（老家方言里，“霞仙”与“霞生”发音相同），觉得有点怪，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后来，读了点书，才知道，吾乡大人物曾国藩，号“涤生”，还有一个大人物——曾国藩的结拜兄弟刘蓉，号“霞仙”，在晚清，他们因为“立德立功立言”，成为封疆大吏，赚得滔天富贵，是共和国成立以前，乡人崇拜攀附的偶像，于是，很多人家的子弟就直接袭用了他们的名字。
   毛泽东早年钦仰的有“大政治家兼大宗教家”风范的曾国藩，一度只剩下“刽子手”的骂名，现在“咸鱼翻身”了，朝拜他不曾住过的故居——富厚堂的人已经络绎不绝。比曾国藩小六岁，但曾经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诫曾国藩必须向圣贤看齐的刘蓉，则人们还来不及想起，包括在吾乡，也已经籍籍无名，他真正住过的故居，曾经广有名声的“养晦堂”，不知道是否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了。

一月六日晚，应复生约，在page 1 咖啡馆，参加了一个小众的聚会，追思2010年最末一天去世的作家史铁生。举办人说，这是《天涯》杂志和“天涯网”发起的一个活动，全国十八个城市在同步进行。
好几位我认识和不认识的长沙知名作家讲话，回忆他们与史铁生曾经有过的交集和交往，他们对他的感佩。有几个年轻人朗诵了史铁生的作品。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的一位女生，谈了她由于什么机缘，让自己对已逝作家以及他们那一辈人，从不信任、看不起，到有了认同、感动和负疚，朴素而且真诚。岳阳一位姓姚的先生（他自我介绍说，是一个公务员，一个残疾人，也是一个写作者）通过主持人的电话，说了他二十五年来和史铁生的联系，他说他没有早点知道长沙有这样一个活动，否则他一定要赶过来的，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，让参加活动的人无不愀然动容。
活动中间有手艺很好的朋友弹奏了二胡和扬琴，主持人最后还播放了马思聪的《思乡曲》，声情并茂。
应主持人邀请，我说了几句话，念了史铁生小说《命若琴弦》的最后一页。

“十·一”，回了趟老家——湖南双峰。长假对于我这样没有情趣的人来说是十足无聊的，不会小赌怡情，不会应酬，到哪里去消遣呢？双峰没有可以游览观光的山水，行到水穷处，或许偶尔也能碰到一点悦目赏心的地方，但多零章碎句。耐人寻味的是这里曾经涌现的一些人物。于是，走访曾国藩、罗泽南的故里，还到双峰县委党史办的退休老主任罗绍志家里请教家乡人事，老先生称得上是最熟悉双峰文史的人了。
有朋友曾经问：双峰为什么会出一个曾国藩？我胡乱应答：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，双峰可不止出了一个曾国藩。这一次，朋友小柯引用王维的诗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”，让我从故乡事说开去，以便填充他供职的媒体版面。
 
柯：这些年，许多地方纷纷在打造辖区内的“历史”和“人文”，连不太雅观的“西门庆故里”“夜郎古国”之类的牌子，也打出来招摇了，有点匪夷所思吧？